父辈寻奇-全球热议

文/ Sharms

在纪念父亲节的日子里，也即将迎来建党102周年，我感到应该亲自写一写我的父辈。

(资料图)

作家孙为刚去年国庆节的前一天，在《烟台日报》刊发的一篇《他把烈士背回家》，引起一些反响。

他描写的是我父亲孙天胜，是他看到老家村志材料后，一蹴而就。

想来，父亲事迹之所以可以见诸报端，也确有非同寻常的感人事迹。

父亲兄弟三人，都是共产党员。轮到我这一辈，兄弟四人，也都是共产党员。村里人夸张说，我们兄弟四人出息得不赖，加上下一辈在村中有第一个海外名牌大学的博士生，这在村里是“拔了帽的”(土话 ，出类拔萃)。我则觉得那是事出有因，主要是红色基因的传承。

伯父见过列宁

伯父孙天福少年到俄国做工，适逢十月革命爆发。他在圣彼得堡当学徒时，曾经两次聆听过列宁在工厂的演讲，还有一次参加“五一”大游行，见到了列宁。村东街坊大爷郑德民，建国后干部定级时为12级(厅级)，离休后曾经和我说过，他参加革命的最初影响，是经常听我的伯父讲述苏俄革命的故事。伯父是解放战争前入党的，是老家第一批党员，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影响下，伯母欧淑琴、二伯孙天锡也在解放前入了党，父亲孙天胜比我伯父小23岁，是解放后村里第一批发展的党员。

伯父兄弟仨，只有我父亲有四个儿子，伯父家的大姐比我父亲还大一天，所以我们兄弟几个从小倍受伯父宠爱，我母亲经常说，“俺家大伯哥拿俺的孩子，比他闺女都亲，真像孩子的爷爷。”

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县里从县城周边的几个中心小学挑了十六个学生办了一个俄语试点班，我有幸被选入。伯父很高兴，经常找我用俄语对话。开始我学习舌颤音“P”,颤不起来，伯父反复教我，终于，我在班里发那个音是最快最好的。

伯父曾经同我和哥哥讲起列宁，“矮矮的个子，秃顶，讲话时习惯用双手捏住胸前上兜边。”后来我们看到了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证实列宁的形象与伯父说的别无二致。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时候，烟台日报发表了孙为刚同志的一篇文章《初心 一位见过列宁的招远人》，写的就是我的伯父孙天福。

伯父曾经教我唱俄语的《国际歌》，直到他病入膏肓来日无多了，也时有哼起。离开我们的那一天，伯父吐出了大量的血，他强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唱了两句《国际歌》，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伯父的墓碑上，尽管被风雨蚀刷，但依稀可辨出这样的墓志铭“孙天福(1904——1965) 少年赴俄国做工，见过列宁，是家乡第一批共产党员，第一位党支部书记，曾任乡长”等字样。

伯父的红色传承，直接影响了我们两代人。

父亲的义举

父亲孙天胜18岁时，在伯父影响下，第一个报名参加了胶东子弟兵团。胶东子弟兵团是半军事化建制，每人配发两枚手榴弹，部分人员配备枪械，主要任务是支援前线，抬担架和押送俘虏等工作。

孟良崮战役，彻底歼灭了国民党王牌军整编74师，以击毙师长张灵甫为节点宣告大胜。父亲参加的子弟兵团遂完成任务回返。

大队人马快到平度城了，突然，同父亲一起回返的战友——同村耍伴姜好训上吐下泻，肚子疼得直打滚。父亲背着他进了两家药铺(诊所)找郎中，都说是得了霍乱。这可在队伍中炸了锅。霍乱是传染性极强的致死病，大家都避之不及。病情急剧恶化，姜好训死在我父亲的背上。带队的领导建议就地打坟埋葬，我父亲哭着说“我不能，还有二百多里地，我要把他背回家”。领导说，“这病太传染，你怎么办?” “要是传染，我已经传染了。我们俩是一起出发的，要死，就死在一块儿吧!” 领导拗不过父亲，只好让四个战友远远地提着两幅担架跟在后面，大部队先行。战友们要用担架交换着抬姜好训，父亲老远对他们说“不行，要传染只能我一个人，你们要隔得远一点。”后面的战友们听到这些话，都很感动 。

听街坊三大爷郑彬兰讲，父亲背烈士姜好训遗体回家后，姜好训的父亲姜新田在痛失儿子的悲情中， 竟然还当着多人的面，给我父亲磕了头，其实，论街坊辈分，他比我父亲长一辈。

父亲当书记那时节

新中国成立时，父亲二十岁，是村里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并且是村里建国后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农业合作化时期，他当上了高级社社长，后来在城里兽医站当上了党支部书记兼会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上级动员父亲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从此下放回老家。

他把在兽医站发工资攒下的一点钱买零件拼装了一辆没有品牌的自行车，回村后就成了村人的共享车，直到现在还有部分人回忆说，当时不少年轻人学骑自行车，用的就是父亲的自行车。

经济困难时期，家家都吃穿困难，母亲得了水肿病，父亲骨瘦如柴。过去买“洋油”(煤油)点灯和买咸盐，要靠家养的几只鸡下了蛋卖掉才能有钱买，可那场鸡瘟把一窝鸡死了个净光光，家里连买食盐的钱也拿不出了。晚上不点灯可以，可没有盐吃日子可怎么过?

母亲嫌父亲光忙于公事不顾家，就把咸盐缸倒扣在房门口，那几天父亲每每迈过倒扣着的空盐缸进家，心里的滋味肯定也不好受。后来一位住点干部徐阿姨看到了这种情况，从她家里倒出一包盐送到我家里。她的丈夫是副县长，尽管当时大家都困难，但毕竟他们是拿工资的人家，不会出现倒扣盐缸的事。

那时村里工作让人操心上火的事情很多，累得父亲吐血了。加上营养不良，父亲病倒了。公社社长隋宗祥来到我家看望，他流泪了。他埋怨我父亲，“老徐曾经把你的情况汇报给了公社党委，党委决定在给特别困难户补助时外加上你一份，可听说你没有要”。 “谢谢党委的关心照顾，可是村里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怎么能享受这份照顾呢？” 父亲有气无力地回答，让老社长又抹了一把眼睛。

“隋社长，看来我这次病得不轻，如果这次扛不过去不能再革命了，希望组织上帮我把孩子们拉扯大，让他们继续为革命出力......”

十岁的我躲在房门后偷听大人说话，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哇哇哭出声来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人缘很好，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心里总装着别人的人。他从单位退休后，老单位的同志们一直没有忘记他，过年过节前有好多人总是忘不了带上礼物看望他。父亲73岁去世时后，组织上为他举办了追悼仪式。

父亲到老，一直是受人拥戴的人。

天下浩大，父恩如山。

壹点号Sharms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关键词：